文／徐 涛
1944年6月12日，毛泽东（前排左四）等接见到延安访问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后排左四为谢爽秋
一批“特殊”的记者访问延安
1944年3月4日，中共中央收到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的电报，有一批“特殊”的记者要访问延安。
5年前，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进行了全面封锁，严禁新闻界，特别是外国记者的采访，并采取特务手段监视，检查、删减、禁止刊发涉及中共的新闻报道。1939年8月13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收到卫戍总司令密电：“斯诺与八路军联系密切，应监视之。”1941年4月11日，国民党宣传部门密函军委会：“美国际新闻记者贝尔登素与八路军来往密切，应防范其私访延安。”美国作家海明威抵达重庆后，被明确限制采访西北。复兴社骨干、军委会新闻检查局局长贺衷寒也蛮横地警告中国记者：“不许报道一个字。”到1944年，国民党当局没有批准过外国记者或外交人员进入这片黄土高原上的“红色地带”。
1943年，多名外国记者提出去延安采访的申请，国民党当局一直拖着不办。1944年2月，外国记者集体采访中共驻重庆代表董必武的消息被禁止按原意报道，舆论一片哗然，不满情绪“达到了顶点”。连美国政府都致电蒋介石，说罗斯福总统“很愿意看到一个观察组被派到共产党地区”。蒋介石在国内外舆论和盟国的巨大压力下，勉强批准了外国记者的采访请求。“这是国民党将近五年来禁止中外新闻界访问解放区的第一次突破。”
国民党高级智囊陈布雷对外国记者采访延安“极为戒慎恐惧”，针对可能会出现的种种问题，召集各相关部门集体商讨对策并作出部署。最后决定组成“混编”的“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绞尽脑汁敲定了有6名外国记者、9名中国记者以及2名领队、4名陪同人员的一份名单。
国民党当局自以为布置得十分妥当。因为在9名中国记者中，《大公报》《国民公报》和《新民报》的记者是凑人数的，其他6人代表了《中央日报》《扫荡报》《商务日报》《时事新报》和中央通讯社，都是“深知中外记者心理而能运用者”和“深悉共党‘阴谋’而揭破者”，政治面貌不是军统特务就是中统特务，或者是长期从事反共活动的人。军统骨干、蒋介石侍从室幕僚唐纵在日记中扬扬得意地写道，对“共党宣传战即开始”。他万万没想到，被冠以“中国陆军机关代言人”的《扫荡报》的记者、采访主任竟是一名中共党员。
这位国民党“新闻骨干”，早就和几位同学集体打入了《扫荡报》。他们利用“军方喉舌”的身份作掩护，扩大新闻线索，获取军事情报，为中共掌握国民党军的情况作出了贡献。
东渡日本的“细胞”
1934年农历四月的一天，上海汇山码头来了一位行色匆匆的年轻人。薄暮时分，邮轮起锚开航，向日本神户进发。两天后，他上岸改乘火车，一夜飞驰，到达了东京。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侵略中国步伐。国民党政府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红军进行军事“围剿”，在统治区实行文化“围剿”，搜查、破坏革命组织，杀害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禁止人民进行抗日救亡活动。一批中共党员、团员和革命青年东渡日本，在异国他乡寻求真理，设法寻找党组织。曹祥华怀抱这个信念，如同寻找组织的“细胞”来到了日本。
8年前，曹祥华担任中共汉阳地委宣传委员，负责联系汉阳县城部委员会，汉阳山前部、山后部委员会，鹦鹉洲部委员会，蔡甸部委员会，黄陵矶部委员会及汉阳兵工厂特别支部等8个党支部的工作。1926年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武汉成为大革命的中心。曹祥华经常到中共湖北省委机关驻地汉口尚德里汇报工作，为迎接北伐军做了大量的工作。
1927年初夏，汪精卫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武汉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7月，中共湖北省委为了凝聚革命力量，成立了中共汉口第三区委员会，下辖租界车夫、汉口英美烟厂、邮政3个支部。10月，第三区委与第二区委合并，曹祥华临危受命担任书记，发动工人，领导工人斗争。区委机关设在汉正街广福巷3号，下辖租界车夫、租界市政、汉口英美烟厂、德国华烟厂、租界码头等10多个工人党支部，有党员170多人。
此时，全国革命形势急转直下，中共党组织及活动完全转入地下。重建后的中共湖北省委机关秘密转移到珞珈碑路（今珞珈山街）12号，罗亦农、陈乔年先后担任省委书记，策划领导了“八二”总同盟罢工等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随着形势的恶化，夏明翰、向警予等在武汉被杀害，武汉三镇的党组织均遭到破坏。1928年，曹祥华随罗亦农等人撤离到上海。曹祥华担任中共上海浦东区委书记。
1931年，曹祥华回到安庆，在王步文领导下创办《教育新刊》，利用进步刊物揭露国民党政府教育机构的黑暗，后改用《安庆教育评论》《安庆教育讲话》刊名出版，推动教育界和学界的革命斗争。1933年，曹祥华用安庆一中教员的公开身份发起“反考大同盟”，抗议国民党安徽省教育厅出卖会考试题，组织数百名教师和几千名学生罢教、罢课，并包围省教育厅、省政府和省党部，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陈调元下令通缉。1934年，曹祥华赴日本，考入日本法政大学经济科。
大革命时期，童长荣、王步文等中共党员赴日本留学，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发展党员，成立了中共东京支部（早期），为反对国民党右派破坏革命和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中国作出了贡献。1928年5月，日军在山东制造了“济南惨案”，激起了广大留日学生的义愤。东京支部组织全体留学生召开大会，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成立了“反日大同盟”。在日本法西斯的魔爪下，进行公开的抗日活动是绝对不允许的，活动引起了日本军警的注意，童长荣等被遣送回国。中共东京支部一度陷入瘫痪。
1935年9月，中共党员林基路、官亦民和陈洪潮等人再次成立了中共东京支部。支部秘密联络在日本的中共党员，把党员派到群众组织中去，加强对留学生革命活动的指导。支部采取党团方式，分别设立学生党团、艺术党团、社会科学党团，通过“文化座谈会”“社会科学座谈会”“留东妇女会”等进步组织团结爱国学生。组织在明治、早稻田、法政等大学的在校党员和积极分子参加“中华留日学生联合会”选举，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曹祥华、黄静汶、谢爽秋等都是积极参与者。
随着中日民族矛盾的加剧，留日学生的处境更加艰难，与日本当局的冲突更加激烈，被捕被逐的事件日益增多。1937年5月，林基路等7人被日本当局以“反日作家”的罪名遣送回国。6月，杨式谷等8人被日本当局以“抗日分子”的罪名逮捕，经审讯和严刑拷打后分4批驱逐回国。同月，还有丁克、叶君健、黄乃、陈秋帆等人被捕。他们有的被驱逐回国，有的被投入监狱。
全国抗战爆发后，曹祥华、谢挺宇、李哲愚、谢爽秋、邓达章、贾植芳等1000多名留日学生毅然中断学业返回祖国，投身到抗日救亡运动中。
1944年10月25日，中共晋绥分局机关报《抗战日报》上刊登的《盟邦记者来晋绥边区参观》的报道
一盘训练班的“棋”
此时，国民党当局尽管表达了国难当头，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坚决保卫国家和民族生存的政治态度，但在对日由妥协转向强硬的同时，仍抱有和平幻想，声称：“在和平未至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
中国共产党坚决抗日，主张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统区、沦陷区乃至海外，大批爱国青年以延安宝塔山为指引，开启了“朝圣”之旅。延安这座陕北黄土高原上的偏僻小城“来则欢迎，去则欢送，再来再欢迎”，“来去自由”，与国统区、沦陷区的死气沉沉形成鲜明对比。
国民党唯恐血气方刚、受过高等教育的留日学生奔赴延安，于是在上海、武汉、广州、重庆、西安等城市设立了“归国留日学生招待所”，声称凡是愿意参加抗日工作的留日学生，都可以来登记，招待膳宿。以中央政治学校（蒋介石兼校长，陈立夫兼教育长）的名义组织考试，学员接受短期军事训练后分配抗战工作。1937年9月，中央政治学校特别训练班在南京成立，编制600人。主任张道藩、副主任鄷悌（复兴社骨干），设教务、训育、总务3个处和1个军训总队、2个大队、1个女生独立中队、1个医务所。开设了三民主义、世界政治史、中外史地等课程。1938年4月，训练班转移到武汉，改为“军事委员会战时干部训练团第一团留日学生训练班”。
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重庆召开，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的反动方针。会后，又陆续制定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等一系列反共文件。随着这次会议的召开，国民党当局逐渐改变政策，采取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中国共产党为了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贯彻“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的原则，对国民党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39年，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成立南方局，直接领导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的工作，负责西南和南方国民党统治区的秘密工作。南方局在特殊环境里，采取公开斗争和秘密斗争结合，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形成了一整套对国民党开展斗争的方式。
南方局对留日归国学生组成的抗日力量高度重视，派黄静汶秘密联络曹祥华、李肇嘉，一起考察训练班中的优秀分子，发展了李哲愚、谢爽秋、邓达章和谢挺宇等中共党员。指示曹祥华等人利用分配工作的机会打入国民党军政要害部门“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要求这批执行潜伏任务的人采取单线联系，不与其他党组织发生横向联系。实行“转地不转党”，把组织关系全部保留在南方局。允许“共产党员公务人员一律加入国民党或三青团；当入党入团时，不必表示迟疑态度，以免引起怀疑”，约定“如入党入团一般的均须填写反共表格及做反共宣誓时，可照例举行”。特别交代“站稳岗位，多读书，多交友，往上爬”，不仅要打入敌人的心脏，还要努力向高层职务和能获取更多情报的部门渗透。
曹祥华等人打入《扫荡报》后，南方局指示他们要充分利用这张报纸的特殊地位，去做我们需要的情报工作，要利用军报记者有利身份，注意搜集战略情报。凡是在政治、军事、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具有参考价值的信息，都要及时反馈。
1937年春，留日学生安徽同乡会在日本东京聚会后的留影。后排左四为曹祥华
隐蔽精干，长期埋伏
《扫荡报》以军事报道见长，新闻经常被《泰晤士报》《纽约时报》等外国媒体直接采用，被冠以“中国陆军机关代言人”的称号。
全国抗战开始以后，《扫荡报》依然维持着发行量首位的规模，从单纯的军报发展成为面向全社会的军办大报，具备了全国性的知名度和影响力。此时曹祥华已经是专栏编辑，邓达章是国际版编辑，谢爽秋、李哲愚、谢挺宇等人是军事记者，形成了一支内外结合、颇具战斗力的情报小组。
国民党军队撤退到什么地方，国民党的党媒要进行什么样的宣传，李宗仁、冯玉祥、李品仙等高级将领对抗战和中共抱什么样的态度，曹祥华等人都掌握得一清二楚，及时把一手资料提供给南方局，供党开展统战工作时参考。李哲愚、谢爽秋利用军事记者身份搜集情报，把国民党各战区随军记者、各集团军战地记者和各个军事政治部军事通讯员发回的独家战讯，随时随地向南方局报告。李哲愚和谢爽秋还利用独特的身份，接触大量国民党军政要员、民主人士，了解他们对共产党的态度以及对各地战况、国内外政治军事形势的态度和见解，从中分析出有价值的情报。每当前线战况激烈，有重大事件时，他们主动出击，采访从前方回重庆的军事将领。这样的采访不但不会引起怀疑，还可以从当事人嘴里获得直接情报。同时，情报小组还根据南方局提供的线索，对特务进行循线侦查。
1939年，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请李哲愚找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一名联络参谋进行采访，判断其到底搜集了什么情报。正因为李哲愚是《扫荡报》记者，对方毫无保留地谈了在延安所了解的情况，如共产党力量有多大、军队有多少、将来的发展等，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不动声色地掌握了情况。
在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起程前，国民党当局便抢占先机，采取一系列应对措施和反共宣传活动，企图混淆外国记者视听。特务机关拟订了《招待外国记者赴延安参观计划》《外报记者赴陕北参观办法》等，宣传部门预测各国记者可能会关注的重点问题，制定相应对策。如胡宗南奉命令西安一带国民党特务伪装成各色人物，准备向外国记者制造各种伪证以攻击中共；在重庆的报纸杂志刊登文章，“提醒”和“引导”外国记者在采访过程中的注意事项及需要关注的问题；还分发给外国记者一些陈述中共“罪行状”的内部资料，并规定了他们从延安拍发电稿通讯的检查规则。
国民党当局对内营造国共和谈气氛，试图通过掩饰国共矛盾，弱化国内外对中共的关注度，对外则加强反共宣传，如发表中共问题报告，攻击中共“破坏抗战、危害国家”，将反共的《延安内幕》一书英文稿寄至美国发表，配合国内的反共宣传。
不料，记者团到达西安第二天，外国记者福尔曼就收到一封“匿名信”，详细获知了国民党当局对此行的“精心策划”和安排情况，其中包括国民党当局在西安建立“临时总部”，专门负责此次对记者团的接待和宣传工作。内容全面、翔实，达到了让外国记者希望“尽可能地来加以证实”的心理效果。
曹祥华作为《扫荡报》的记者到达延安后，没有像其他国民党报刊记者一样单独行动，而总是和参观团在一起，做了一名“本分”的记者。新中国成立以后，曾任《扫荡报》总编辑的毕修勺才从曹祥华当年的同学贾植芳口中得知，原来“他们都是地下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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